（2）从权利主体来看，所有权可以分为公民个人所有权和法人所有权。
英美等国依据撒切尔主义、里根经济学以及之后的华盛顿共识塑造自由市场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体系，其中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解除或放松政府对市场和企业的规制，实行金融自由化和市场自由化。在中国，利用管制影响分析对于‘依法行政所依之法的科学性与民主性的审视，对于政府制定、协调、执行管制法律法规的能力的检讨，大大有助于当前中国在多种失灵中转换政府角色……增强政府管制的正当性和妥适性。
[38]二是行政活动说，这一观点认为行政规制不仅包括了行政行为，而且包括了准行政行为和事实行为等各种不同形态的行为。如果采取行政行为狭义说或者广义说，那么该观点可属于行政行为说。行政法视角下行政规制研究的核心是行政规制控制，行政规制控制的核心是行政规制权。二是政府规制从微观视角纠正国内市场微观失灵和国际市场失灵对国内产业和民族企业的损害。[26]参见《国家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主要职责》,http://www. sda. gov. cn/WS01/CL0003/,2012年8月1日访问。
本文为行文统一，均采用规制和行政规制的表述。在研究特定领域规制路径选择时，要注重这两者的平衡，关注规制手段的选择与不同领域内不同目标的相适应性。文章来源：《读书》2013年第4期，原文略有删节。
作者指出，关键词研究在于厘清词语异化所导致的意义混淆或思想变形。根据此种分析，我们可知变异的发生不同在于前者侧重于客观而后者可能更多归因于主观。这篇文章所表达的是当时的一种流行论调，而这要是提早三十年则定会引发轩然大波。而异化的发生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跨语境实践，二是词语滥用。
中国宪政史的观念意义被轻视了，换句话说，作为近代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晚清以降的立宪运动并没有规模性地成为一个思想史事件，从而对我们在多种视角下认识和评估其历史和政治意义提供智力产品。梁启超在《五十年来中国进化概论》中描述，光绪二年，有位出使英国大臣郭嵩焘做了一部游记。
从这个意义上说，无论是晚近三十年来思想界的诸多论争，还是1840年代以降七十年间的历次论战，都是对此种逢迎与衔接的痛苦回应。先民政教中，其犹有善因耶，则宪政必立，而吾国必强。但是，无论是基于客观的跨语境实践，还是出于不同动机的词语滥用，宪政观念在中国历史上的发生和变异都是通过彼时主政者和知识人的内在的思想实践来完成表达的。在这种解释框架下，一种把外来事物与本国固有事物关联起来，视外来事物为本国固有事物之具体表现的附会逻辑便显现出来了。
就此而言，检讨近代中国宪政史上的跨语境实践的关键意义并不仅仅在于厘清宪政及其关联范畴的原初义涵，更重要的是要清算我们究竟为这些外来观念预备了何种语境，我们展开的实践所意图达到的预期是什么？决定此种语境和实践的思维模式和预置观念是什么？如果带着这种问题意识来重新阅读中国宪政史上的关键词，我们将会激活历史研究的当代意义，使得历史事件从文本走向实践。肆现代中国历史上有两次自我封闭，与之相对则有两次开放。正是在这种华夏文明中心论下，晚清士人确信，即使武力上败给了西方列强，但这种冲击力也不能够摧毁华夷框架。因为这从根本上关乎彼时政治和知识界精英所固守的政制和思想观念。
里头有一段，大概说‘现在的夷狄和从前不同，他们也有二千年的文明。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以中体西用为基本指导思想的洋务运动开启了学习基础制造业和西方自然科学的里程。
进入 王勇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宪政 。可想而知，在这种人己关系指导思想下，因中国与西洋诸国各自坚守的国际秩序观的不同，必然会投射到对外来政教思想的处理过程中。
这种附会逻辑一方面从表现形式上过滤和重塑了外来的事物，使之契合于时人的预期，另一方面也使得输入外来事物的正当化逻辑顺应华夷之辨的文明观。但是整体上而言，作为一个承载了复杂意义的历史事件，近年来关于晚清立宪运动的研究却更多地流于制度史的史实叙事，或具体事例的背景性阐释。书中论述了与近代中国宪政发展存有纠葛的宪法、民主、民权、科举、议院、训政、文治和立宪国等九个关键词。于是，置于转折点上的发展或变革，总是或隐或显地存在一种向传统找寻现代资源的倾向，以接续历史人的尊严是现代宪法存在的根本理据，是现代法律的伦理总纲。促进劳工福利的诱因规定。
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07.{8}葛克昌。但成为宪法基本原则的政治理想已经独立于政治，相异于政治。
国家征税的正当性，可以追溯到罗尔斯所言的无知之幕下的人们之间达成的社会契约。其意旨是，社会保障制度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随着经济发展水平的变化而变化。
相关的劳动保障法律更是将此宪条具体化。该宪条不仅保障了劳动者之间的团结权，而且强调了劳动者阶层以外的任何公民及组织，限制与妨碍人的团结，均属违法。
经济何以发展？实践告诉我们，经济的持续发展，不是孤立的，而是必须与其他因素和谐发展的。人的团结既是社会福利国家的客观所需，也体现社会国原则的伦理基础。四、结论宪法向来与政治具有较为密切的关系。至上的美德：平等的理论与实践[M].冯克利译。
我们认为，笼统地论证社会国原则的理论基础，会与宪法的价值根基相混淆，因为人的尊严、自由、安全、秩序等等对社会国原则都有一定的解释力。平等应该被视为一项价值和原则，它表征着从个人的层面来说，平等体现了人们一种强烈的内心渴望，它表明一个具有主体意识的人不愿被物化、矮化，而是冀图和他人一样，是同样具有尊严、人格的主体的主观意识。
不仅在德国，整个欧美国家在二战以后，都迎来了20世纪50年代、60年代的社会福利国家的黄金时期。《世界人权宣言》、《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儿童权利公约》、《取缔教育歧视公约》等国际文件都有关于保障公民受教育权的规定。
但社会国原则强调每个人的发展，因此国家必须积极保障公民的受教育权。它已经超越了单纯的经济性内涵，而具有了社会性、文化性和人文性。
{6}德沃金从伦理学个人主义的视角，疏释了平等内涵的相互支撑的两个原则：第一，重要性平等的原则，强调从客观的角度而言，人生取得成功而不被虚度是重要的，从主观的角度而言，其对每个人的人生同等重要。马克思指出，无限的社会劳动生产力才能构成自由人类社会的物质基础，论证了生产力的发展，只是人的自由和发展的手段。事实上，平等不能被理解为权利。而1834年起实施的新济贫法，又进行了所谓的贫穷和赤贫的划分，认为贫穷是自然现象，从来没有人认为，救济应该扩大到穷人。
三者从不同的维度奠定了社会国原则产生和发展的理论基础。就社会福利国家而言，是基于人们预设自己可能是弱势群体，国家应为福利给付。
法学方法论[M].陈爱娥译。由重要性平等原则可知，每个人，特别是先天的或后天的弱势群体，如老人、妇女、儿童、残障者抑或失业者等，都不应被国家和社会矮化、劣等化，他们不仅有同等的追求自由和幸福的权利，而且国家应该保障他们追求自由和幸福的基本的物质和精神条件。
因此经济困难时期，国家有必要减税，也有理由减少福利给付的幅度。举例来说，社会国原则所要求的国家税收与福利给付法律制度之间的悖论，被认为是社会国原则内含的基本矛盾。
